讲座伊始，李哲罕老师指出，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启蒙运动，就其本质而言是以哲学为主导原则的，故其又被称为“哲学启蒙”。启蒙运动之要义在于“人为自我赋权”，即以“人”在词项上替换基督教的“上帝”，为现代世界奠基。启蒙在宗教批判与政治批判中树立了“人”的尊严，但其现实化亦带来传统价值体系的崩溃、“现代性—虚无主义”、支配与剥削、异化与极权等负面效应。更重要的是，这一以“人”为核心的方案，在后康德时代的德意志思想中裂解为两条对立的路向，即伸张“人的内在精神”的反启蒙—浪漫主义，与发展“科学”面向的理性启蒙。

李老师认为，反启蒙—浪漫主义与理性启蒙构成了“正题—反题”的关系，是启蒙在近现代德国语境中的具体反应。浪漫派表面反对“人的理性”、科学主义与民主政治，实则批判性地吸纳了启蒙的成果；当浪漫主义者把《判断力批判》中关于自由的讨论越界引入《实践理性批判》，审美化的启蒙路径便走向理性主义哲学启蒙的对立面，最终导向哈贝马斯所批评的“审美启蒙”，其自身则滑向虚无主义。与之相对，哲学启蒙最关键的局限在于：理解社会并不能通过哲学（形而上学）来实现。以孔德1838年提出“社会学”这一术语为标志，早期社会学出现在哲学启蒙终结之处。社会学在反对哲学启蒙的同时，保持了其中的理性—科学一面，可被视作哲学启蒙在这一方向上的进一步现实化。

李老师指出，如若我们要在哲学启蒙与各种反启蒙之外另寻出路，一方面须避免回到前启蒙的蒙昧状态，另一方面须避免哲学启蒙中新的蒙昧与压迫因素。李老师特别提到，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的“误诊”：他们延续了反启蒙—浪漫主义的德国精神传统，将纳粹罪行的根源误归于理性科学技术，但真正成问题的恰是未经彻底启蒙的“人”对理性—科学模式的系统误用。

以此为基础，李老师将社会学启蒙的关键定于对哲学启蒙的核心，即“人”的观念的再检审。康德以“哥白尼式革命”将“人”置于万事万物的中心，把人类学问题“人是什么”引入哲学，其后康德传统遂亦被解读为人类主义或人道主义；福柯更视“人”为启蒙运动的发明创造。哲学启蒙由此从“人”的自律走向他律，从自由解放走向压迫。现代社会学家多以“社会”而非“人”为理论基点。如布尔迪厄认为，社会学揭示了：“个人意见”不过是幻象，社会学之研究目标就在于依靠还原性路径让“人”祛魅。在社会学视角下，唯有依照社会学而非哲学，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作为社会的人类状况，进而有可能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社会学启蒙本身并不以人的自由解放为理论追求，它悬搁而非取消“人”。

于讲座收尾处，李老师强调：在现代社会中，与“人”相关的哲学启蒙方案已然失效；在数字时代，虽总有人希望能够重新召唤“人”以对抗理性-科学模式主导的世界，但亦不过是徒劳而已。社会学启蒙对哲学启蒙的批判，是如卢曼所说的启蒙自我指涉的内在要求。李老师最后提出反身之问：我们是否误读了康德？他认为，康德的启蒙思想实则对应着哲学启蒙的总结与完成，但是其中残留的“人”的观念在现代世界不仅已经不敷使用，而且成为了一些新问题的根源。

在与谈环节，侯振武老师肯定了讲座以宏大视野将哲学启蒙界定为“人的自我赋权”的理论魄力，进而提出两点商榷：其一，社会学启蒙完成的是基础性工作而并不指向自由解放，若把“人”悬搁，自由解放又将依托于何处？其二，社会学强调以人的“社会行为”为对象，其中是否仍留有人的因素？随后，谢永康教授立足讲座中对阿多诺思想归属的定位作了申辩。他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晚年实已意识到政治审美化所蕴含的乌托邦危险，并追问道：卢曼极端的“观察者”姿态是否真正反拨了主客体维度？从社会学启蒙的视角出发，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等议题又当如何评价？此外，在场师生还就浪漫派是否仅为“反知性”而非“反理性”，卢曼的递归逻辑是否仍以主体性方式运思，“心理学启蒙”可否续接入此谱系，现代性虚无主义到底因理性化还是浪漫化而起以及社会学启蒙能否真正应对虚无主义等问题展开追问。李老师对以上问题均给予了精彩回应。讲座在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本次讲座是“反思与批判”主系列讲座2026年秋季学期的第二讲，欢迎学界同仁继续关注后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