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上午，第一场讲座由先刚教授主讲，题目为“从直观与生产的张力看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的动力机制”，本场讲座由王建军教授主持。

先老师首先回顾了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的宗旨，即完整地勾勒出自我意识不断前进的历史。较之于费希特的知识学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先验唯心论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从最初的无意识出发，经过一个辩证展开的序列，过渡到意识，并最终过渡到自我意识。谢林的“自我”概念表达了自我意识的本质，即一个从无意识向自我意识不断发展的活动。因此，谢林方案呈现出的是自我意识的整个生成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人类意识的历史，同时也是自然界的历史。

先老师指出，先验唯心论体系逐次展开的动力机制正是这种作为活动之自我的二重性，即直观和生产。自我同时是直观活动和生产活动。同一种活动同时作为直观与生产而产生的张力，即直观与生产的原初的同一性和二重性之间的张力，建构出自我与物、自我意识与客观世界的对立，以及实践活动中的自由与必然性的对立，并推动着自我最终在艺术中返回到原初的绝对同一性。

先老师区分了“进行生产的直观”与“生产性直观”。后者只是先验唯心论体系中理论哲学部分的核心概念，强调的是两个端项之间的差异性和对立状态，以及二者各自的独立性。进行生产的直观则对应于自我活动二重性中的一个基本维度，即同一性的维度；与之相对的，是在直观中将对象视为对立面的维度。前者被谢林称之为实在活动，这种活动是一种离心式的、不断突破界限而走向无限的活动；后者则是观念活动，这种活动是一种向心式的、被界限所阻挡并折返回来的运动。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活动，即一种在根本上突破二者的固化局面的观念活动。

先老师逐一阐释上述动力机制在先验唯心论体系的各个阶段所推展出来的具体结构。理论哲学部分以原初感受为起点，经由生产性直观而自我直观到自己是生产者，最终通过反思达到自我意识。在实践哲学部分，直观与生产的张力转化为主观自由与客观必然性之间的张力。最后，目的论和艺术哲学让个人认识到直观与生产的和谐。谢林尤其重视艺术在通达绝对同一性上的重要作用。艺术创作一方面是审美生产活动，另一方面又是审美直观。在艺术创作中，直观和生产重新合为一体，完全成为同一种活动。

在随后的提问交流环节中，在场师生围绕黑格尔与谢林之哲学开端的比较、谢林早期哲学方案中的二元论倾向等问题发言提问，先老师逐一做出回应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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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下午，第二场讲座由先刚教授主讲，题目为“自我与非我的纠缠：从费希特到谢林的一个关键进展”，本场讲座由谢永康教授主持，由王丁教授担任与谈人。

讲座伊始，先老师追溯了自我与非我问题的历史渊源。有别于巴门尼德将思维与存在视之为一的观点，笛卡尔将我思确立为一个实体，将事物确立为另一个实体。康德也持有类似的立场，他主张作为知识要素之一的感觉来源于一种完全不同于自我意识的东西，亦即，来源于一个非我。康德哲学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本原而陷于二元论。

基于上述哲学史背景，费希特试图从作为唯一本原的自我出发，解释非我实际上是内在于自我的。首先，费希特的第一原理是自我设定自我，这是基于A=A的绝对可靠性。由此，可以进一步得到一个对立设定，即作为第二原理的自我设定非我。现有的两个设定彼此矛盾，要让二者得以共存，就需要引出第三原理：自我在自我内部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与一个可分割的相对自我相对立。由此，同一个本原行动同时包含着三个行动或三个环节，呈现为“正-反-合”的结构。先老师强调，费希特是德国唯心论式辩证法的创立者，并深刻影响了谢林和黑格尔。可以将这种辩证法的基本理路概括为：凡是对立的东西，必定在某方面通过某个特征是统一的；反之，凡是统一的东西，必定在某方面通过某个特征是对立的。就此而言，对于自我来说，非我不是绝对的他者，而只是自我的僵化的、模糊的另一面。

先老师指出，尽管费希特强调自我与非我的交互规定，但是实际操作却始终局限于与非我相对立的相对自我，即有限的、个人的、经验的自我，这导致非我在实质上重新成为自在之物。谢林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给出了另一种可能的哲学方案。谢林要证明，自然界虽然被自我意识视为非我，但是实际上是另一个自我；与此同时，又要保证绝对自我始终占据本原地位，不会随着二重性的展开而陷入永恒的二元对立之中。谢林的方法是，直接从“我是我”这一唯一的原理出发，同时得出同一性和差异性。由此，自我在谢林这里具有一个二重结构：观念自我与实在自我。观念自我是自我做出限定并直观限定状态的活动，实在自我是自我受到限定同时又突破限定从而走向无限的活动，以前两者为基础，“自我意识的自我”则是第三种在根本上绝对不受限定的活动。

先老师进一步以图式的形式说明观念自我与实在自我的关系：观念自我仿佛是作为球心的一个点，实在自我则是包裹着球心的整个球体。球心的扩张/收缩活动造成整个球体的不断膨胀，其表现就是自然界的生成和发展。自然界的生成又带动球心的发展，直到其达到自我意识，与球体分离并与之对立。

最后，先老师比较了在处理绝对同一性的问题上，费希特同谢林、黑格尔的差异。费希特知识学的出发点是绝对同一性，但是随着体系的自身展开，绝对同一性被遗忘和远离。与此相反，谢林和黑格尔的绝对同一性是永远在场的，不仅对立在绝对者之中，而且绝对者始终在对立之中。

与谈环节中，王丁教授对本场讲座予以高度评价。王老师指出，费希特在与莱茵霍尔德的通信中曾坦言，他本人也不知道如何解释绝对自我对于非我的设定。费希特如果坚持绝对自我的理念，就无法解决非我的来源问题；反之，如果要解决非我的来源问题，就很难处理绝对自我的位置。这是晚期费希特知识学转型的一个重要契机。此外，王老师还分享了黑格尔对费希特的理解。

在随后的提问交流环节中，在场师生围绕费希特知识学中同一性的内涵、自我意识对于原初同一性的遗忘与回忆、谢林后期放弃使用自我概念的理论动机等问题发言提问，先老师逐一做出回应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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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上午，第三场讲座由王丁教授主讲，题目为“如何‘部署’思想——以当代谢林研究叙事为考察对象”，本场讲座由邓向玲老师主持，由王亚娟副教授担任与谈人。

王丁老师指出，当代中国哲学学者面临的任务是，在文明互鉴的视域下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因此，对于外国哲学的思想资源，应由过去以引进为主转变为当下的“自主部署”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不仅需要内部视角的考察，也需要外部视角的考察，即考察这个被引进的思想家的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吸收和当代论题转化。从这个角度出发，谢林是一个颇为值得讨论的对象。一方面，他是一个在世的时候就被费尔巴哈、恩格斯等人猛烈批判的人；另一方面，他的思想似乎在20世纪后又迎来了一场当代的复兴浪潮。谢林哲学的复兴不仅发生在欧洲大陆，也发生在英语世界，甚至是拉丁美洲。王老师强调，这些“复兴”的背景和关切各不相同，呈现为不同的叙事理路，应当分别予以考察和研究。王老师以瓦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z）、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和彼得·杜斯（Peter Dews）三人的谢林研究为例，阐明谢林哲学在不同的叙事语境下的表达与嬗变。

舒尔茨的叙事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晚期谢林哲学代表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终结。可将其称为“终结”的叙事。舒尔茨认为，晚期谢林超越了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局限和困境，开启了一条为克尔凯郭尔、尼采、海德格尔等人一再重走的超越理性主义的道路。舒尔茨的“终结论”实质上是一种“判教”式的“继承论”。在这种叙事中，由于黑格尔已然成为德国古典哲学演进的一个中间环节，更多继承自黑格尔思想脉络的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由此被绕开了。

弗兰克在他的名作《存在的无限匮乏——谢林的黑格尔批判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发端》中，将谢林拉回到从德国古典哲学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路径上，因此可以称之为“承续”的叙事。弗兰克的核心关切是理性的前反思前提问题，正是这个问题引导他找到了从德国浪漫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隐秘线索”。在这一叙事中，谢林同费尔巴哈和马克思一样，均强调前-反思或者前-理性的“存在”对于理性的优先地位。由此，弗兰克打破舒尔茨构造的“历史法统”，进而把晚期谢林接续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上来。

以杜斯为代表的英语学界，从自身的传统与问题意识出发，构造出另一种形象的谢林。这种叙事将谢林塑造为“现代性病理的存在论诊断者”，因而可以称之为“诊断”的叙事。谢林哲学当中对整全形而上学的追求和努力，为分析哲学传统的自我诊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进而，这种诊断延展到对现代性整体的前提与合法性的反思。

王老师指出，通过对三种叙事的考察和反思，如何部署汉语谢林研究的问题成为一个显题。王老师强调，对某一思想传统的部署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哲学史考察”，而是一种对某一语境中思想的当下部署和未来展望。就此，王老师针对中国的谢林研究提出若干可能的展望，包括借助于谢林的哲学思想回应传统与现代的张力问题等具有建设性的新思路。

与谈环节中，王亚娟副教授充分肯定了本场讲座的重要价值。王亚娟老师指出，王丁老师所思考和呈现的问题不仅是某个具体的谢林哲学问题，而是涉及汉语谢林研究的理论自觉，最终落脚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王丁老师的报告提出了一种可能的、有组织的汉语哲学谢林研究的纲领，并为中国谢林研究的持续推进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和线索。最后，王亚娟老师就谢林研究的方法论、日耳曼思想传统中对于普遍性的偏好等提出问题。在场师生围绕谢林哲学自身的当代意义、基于东方思想传统对谢林思想的再激活、谢林哲学与基督教传统的关系等问题发言提问，王丁老师对上述问题逐一做出回应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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