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宁老师首先交代了两个背景性问题意识：如何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下理解规范性内容？为什么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理想化社会交往理论在面对复杂现实时屡屡碰壁？围绕这些问题，他梳理了实用主义与批判理论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

20世纪上半叶，批判理论家普遍对实用主义持否定和拒斥态度。其原因包括欧洲学界的最初误读、法兰克福学派将实用主义视为美式民主的“官方哲学”、法西斯意识形态对实用主义的借用、两大学派缺乏学术交流等。20世纪下半叶至今，以哈贝马斯、霍耐特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家开始主动吸纳实用主义资源，形成理论汇流。

孙宁老师随后进入报告核心，系统呈现霍耐特的主要思路及其与杜威的思想关联。霍耐特试图用黑格尔式的“伦理生活”取代康德式的先验道德，从“承认”概念出发，以爱、权利和团结理解社会冲突的规范性维度。

然而，这一方案面临两方面的批评。其一，承认理论过于强调主体间关系的象征层面，忽视了塑造这些关系的现实经济条件和权力结构，因而被批评为“新观念论的道德哲学”。其二，批评霍耐特与哈贝马斯将“交往的逻辑”置于“权力的逻辑”之上，提供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剩余”。

之后，孙宁老师详细考察了霍耐特对实用主义特别是杜威的三次理论征用。在《为承认而斗争》中，霍耐特借助米德，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自然主义化。在《作为反思性合作的民主》中，霍耐特将杜威的民主模式视为对共和主义与程序主义的综合与超越。在《社会主义的观念》中，霍耐特进一步试图将杜威的创造性民主与黑格尔的社会自由观整合为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但孙宁老师指出，这一整合面临学理障碍：黑格尔的理论最终进展到“国家”维度，而杜威显然对国家持拒斥态度。

在《物化》中，霍耐特从两方面拓展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一方面从商品拜物教拓展到哲学人类学语境，另一方面从社会关系拓展到人与世界的关系，进而构造一种社会本体论，将承认从社会互动层面推进至“本体发生”层面，主张承认态度在发生上先于认知态度，物化即是对这一先在承认态度的遗忘。

为阐明非物化的原初实践形式，霍耐特特别援引了杜威的认知理论。孙宁老师指出，霍耐特认为杜威的最终洞见在于用“互动”模式替代“旁观者模式”——主体并非站在外部旁观对象，而是始终以各种形式与对象纠缠在一起。霍耐特进而指出这种互动就是“最基本的承认形式”，它深刻地阐明了“共情地参与世界的态度先于分离的认知行为”。不过杜威在晚期甚至以更彻底的“交互”概念超越了“互动”，而霍耐特尚未充分展开这一维度，其受黑格尔“范畴”影响过深，若能进一步借助杜威自然主义非传统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资源，或可为批判理论开辟更大空间。

在与谈环节中，莫雷老师充分肯定了本场报告让批判理论和实用主义加以对话的理论价值，同时抛出几个问题：“承认自我”与整合性的社会秩序之间是否存在张力？承认理论如何回应“冲突才是本体”？本体论分层中的各个维度是否存在层次差异？孙宁老师回应指出，在深受黑格尔影响的杜威和霍耐特看来，自我与社会的张力并非有待解决的问题。关于本体论的分层，他认为要理解世界就必须对其进行结构化，分层是有必要的。

随后的提问环节中，在场师生围绕布洛赫与霍耐特的思想关联、认知科学等学科与批判理论的对话、批判理论规范性与自然主义化等问题展开讨论，孙宁老师逐一回应。讲座在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本次讲座是“反思与批判”主系列讲座2026年春季学期的第二场，欢迎学界同仁持续关注系列讲座的后续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