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刘森林老师指出，我们应通过考察费尔巴哈在德国古典哲学向马克思哲学的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探究其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过程中的地位：“终结”（Ausgang）这一概念具有区别于Vollendung、Ende、Abschluss等概念的“出路”的含义。在此意义上，刘老师提醒我们重思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即我们受到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的影响，可能倾向于认为，费尔巴哈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后代表，也是批判黑格尔的第一人。然而，青年黑格尔派最后的代表不是费尔巴哈，而是施蒂纳；批判黑格尔的第一人也不是费尔巴哈，而是晚期谢林。

刘老师进而指出，费尔巴哈最初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只是“不满”，他虽然宣称自己已经“同思辨哲学告别”，但彼时仍未写出系统的反思黑格尔哲学的作品。他是在通过谢林的爱尔兰根讲座了解了晚期谢林对黑格尔的系统批评之后，才豁然开朗地取得进步，才在《哲学与基督教》《黑格尔哲学批判》等著作中明确了其黑格尔批判的具体内容。费尔巴哈受到谢林的启发，因此他某种程度上视其为先驱，把谢林视作“唯物主义”、“承受性”、“感性”的代表。因此，摆脱黑格尔哲学不是费尔巴哈独立完成的。抛开晚期谢林，费尔巴哈难以独自当起中介环节的重任。

在批判黑格尔后，费尔巴哈才在《肯定哲学批判》《黑格尔哲学批判》《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等文章中多次谈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首先，在《肯定哲学批判》中，费尔巴哈着重探讨了由笛卡尔开启的“绝对的自身建基”式哲学的完成与终结，把这一问题的解决看作哲学完成与终结的根本所在。笛卡尔的我思没有经验性，摧毁了有机系统，黑格尔使这种哲学达到了顶峰，谢林一直努力完成我思和我在的统一。然而，与费尔巴哈的论断不同的是，谢林没有真的完成这种统一。但晚期谢林的哲学却有走向“终结”的潜力，因为他重视实“在”即真正的感性和偶然经验的地位，而不仅是在“思”的根基上构造“在”；他看到，理性认识到了自身的不可把握性，从而将哲学推进到对纯粹设定之不可把握性的把握，因而那个自我意识把握不了的“在”便显现出来——这可以被视为观念论哲学到后观念论哲学的转折点。其次，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中，费尔巴哈又说谢林是近代思辨哲学的复兴者，黑格尔是完成者。刘老师指出，这样的论断更多是出于费尔巴哈对谢林政治保守倾向的不满，他依然肯定谢林和黑格尔的对立，由此可以看出他没有彻底抛开谢林。但是费尔巴哈在政治上对谢林的反对作为一个因素导致了他简单粗暴地告别黑格尔和谢林哲学，建立全新的肯定哲学。施蒂纳把费尔巴哈的路径激进化，呈现为一种唯我论，马克思正是看到了他的问题，才认识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困难。最后，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更是撇开谢林，单独说“黑格尔哲学是近代哲学的完成”。费尔巴哈仅仅强调感性、自然的唯一根基性意义，这导致了他的哲学是简单而片面的。

接下来，刘老师分析了德国古典哲学新出路的“新”意味着什么。从笛卡尔到马克思哲学之间有两个重要的哲学转折，第一个是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哲学转向，第二个则是从黑格尔和谢林的争论中得出的从否定哲学到肯定哲学的转向。新的出路蕴含于对这两个转折的积极成果的融合与吸收中，即主体性哲学保留其基本原则，并在此之上更重视经验的、实证的感性经验、欲望、利益等因素。

随后刘老师阐释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多种“终结”的面向。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把“上帝”转化成“人”，使得上帝的王国在人间、在经验中建立和实现。由此有不同的方案：黑格尔的方案是标准型方案，即把非理性的感性、经验等视为上帝和理性的体现；谢林的方案是基于这一方案的补救性方案，他认为感性、经验等有独立的意义，但是他的观点仍建基于观念论之上。费尔巴哈和施蒂纳则采取了激进而简单的方案，实质上没有超越基督教。马克思和尼采，特别是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找到新出路，是因为其哲学与二者有密切的联系。

提问交流环节中，谢永康老师高度评价了本次报告，指出刘老师充分评估了谢林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作用，重新估计了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意义，提醒我们应当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进行全面的了解，并呈现了对虚无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想传统的拓展性研究。谢老师也针对马克思哲学中对象性对主体性的作用以及马克思的未来哲学面向等问题向刘老师提问。随后，夏钊老师就谢林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地位、黑格尔哲学可能的出路等问题向刘老师提问，迟帅老师就唯物主义与科学的一体性以及马克思所谓实证主义的意涵等关切提出了问题。在场同学也就新哲学的呈现方式、谢林与康德的二元论的区别、费尔巴哈的黑格尔与反黑格尔思路的纠缠等问题踊跃提问。刘老师对这些问题逐一做出回应与解答，现场讨论深入而热烈。讲座在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