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场报告的报告人为复旦大学张双利教授与南开大学莫雷教授，主持人为南开大学谢永康教授。

张双利老师的报告主题为“社会的宗教基础及其理性化——论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的继承和转化”。张双利老师指出，通过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构来回应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现实难题，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的共同理论旨趣。无论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尤其注重韦伯和涂尔干这两大思想资源，二者以对韦伯的不同理解为基础，进一步对涂尔干的宗教理论和社会哲学思想进行了不同的吸收和转化。张双利老师指出，这启示我们从社会的宗教基础及其理性化的视角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莫雷老师的报告主题为“重思现代性的加速诊断与结构转型——以罗萨和莱克维茨为例”。莫雷老师指出，罗萨的加速理论和莱克维茨的独异性社会理论都是重新思考西方现代性新的社会矛盾和解决方案的尝试。二者对现代性问题有着一些共同的理论关切，但也分别从现代性的动力、现代性的危机和危机的解决等角度对现代性给出了不同的诊断和解决方案。两者的差异源于他们对社会理论的不同理解，但都是对晚现代文化资本主义危机的系统性的揭示和批判。这启示我们要敏锐于时代的变化，进行理论-经验分析，采取批判-分析-治疗的方式去建构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批判理论。

在讨论环节，与会者对原始社会中精神权力的掌控者能否进一步实现对资源与社会分工的掌控、两种权力之间有何关联又如何互相中介、莱克维茨“文化机器”概念的思想资源等问题进行交流讨论。

第二场报告的报告人为南开大学王亚娟副教授、复旦大学王春明副教授与复旦大学周爱民青年研究员，主持人为南开大学侯振武副教授。

王亚娟老师的报告主题为“历史现象学对实践的直观”。王亚娟老师指出，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之后介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争，并在现象学与辩证法的深刻联系中，把卢卡奇看作超越坏的辩证法的“引路人”。梅洛-庞蒂肯定了卢卡奇批判近代哲学的方法论贡献，关注卢卡奇在历史问题上突出的实践原则，用现象学返回卢卡奇在历史中对实践的直观，以便在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中突破“本质直观”的既有方法论，转变为对实践的直观。梅洛-庞蒂肯定卢卡奇的实践观，借助卢卡奇，梅洛-庞蒂得以通过历史现象学在肉身化中还原呈现历史的进程，由此在历史生成中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作出辩护。

王春明老师的报告主题为“阿尔都塞国家机器学说的潜在身体论基础”。王春明老师指出，阿尔都塞的国家机器学说体现出他对身体的重视，在阿尔都塞看来，国家机器具有切“身”性。首先，身体在国家机器学说中具有首要性的地位；其次，镇压性国家机器对身体施加了肉体性和非肉体性的双重压迫；最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对身体的习性进行塑造，其通过行为、实践、仪式等激发而非压制身体力量。王春明老师指出，阿尔都塞的国家机器学说，客观上对后学的身体论说进行了铺垫，并反映了其反教条主义的诉求。

周爱民老师的报告主题为“论社会冲突的道德潜能——从马克思到社会本体论转向的方案重构”。周爱民老师指出，批判理论预设了社会斗争的存在并且蕴含着更为进步的道德资源，因此需要确证社会斗争的正当性与动力源泉。马克思的理论发现了劳动领域中冲突的道德潜能，但在解释劳动的解放性时转向了预设反抗意识的工具论模式。至于以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则面临着过度理想化而忽视权力的影响，忽视各种“非观念”的凝聚力量的风险。而萨尔与罗萨的权力本体论和共鸣本体论进路，则揭示出了社会冲突的道德潜能，并引导着我们进一步挖掘抵抗行动本身的本体论深度。

在讨论环节中，与会者就霍耐特如何对哈贝马斯进行批判与补充、霍耐特自身的理论缺陷、福柯与阿尔杜塞的关系、阿尔都塞如何利用现象学的资源等问题进行交流讨论。

第三场报告的报告人为南开大学侯振武副教授与南开大学夏钊副教授，主持人为复旦大学周爱民青年研究员。

侯振武老师的报告主题为“阐明：阿多诺社会哲学的程序”。侯振武老师指出，阐明（Deutung）是贯穿阿多诺理论工作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把握其社会哲学展开程序的关键词。早在1931年的演讲中，阿多诺就把阐明作为“哲学的理念”。在之后的社会哲学工作中，阐明程序在社会哲学语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规定。阐明程序有三个原则：在表现层面，处理社会现象与社会本质之间的关系；在结构层面，处理社会部分与社会总体之间的关系；在发展层面，处理社会阶段与社会规律之间的关系。阐明具有批判的否定性，但同时具有确定性的目标，即正确社会，这一构想是社会哲学超越现存秩序的理想性维度，发挥着范导性作用。

夏钊老师的报告主题为“自我疏离——当代社会精神病理学批判的范畴问题”。夏钊老师指出，“Entfremdung（自我疏离、异化）”是社会病理学批判的关键范畴。在黑格尔主义—马克思的脉络中，异化具有完全否定性和内在积极性的双向意义，其困境在于“双向”如何连续以及本质主义。在意大利工人主义的思路中，与异化相对，疏离（Entäußerung）成为了积极的塑造性力量，但也造成了极端化、消解主体的困境。当代社会精神病理学认为自我疏离（Entfremdung）是非积极的、中立性的，所以需要在“非能动性”的疏离方向上重构新的主体理论。

在讨论环节中，与会者就如何理解罗萨和耶吉的主体理论、韩炳哲的解决方案是否会带来犬儒主义、阿多诺的理论是否会面临和黑格尔主义相同的困境、韩炳哲的理论是否会走向对解放前景的消极态度等问题进行交流讨论。

第四场报告的报告人为南开大学宋德超老师、复旦大学宋一帆老师与南开大学周智臻老师，主持人为南开大学夏钊副教授。

宋德超老师的报告主题为“福柯基于毛泽东《实践论》的实践观建构”。宋德超老师指出，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法国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福柯参与并创立了“监狱信息小组（GIP）”。毛泽东的《实践论》塑造了福柯的实践观，使其实现了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思想转变。进一步地，福柯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在实践中增殖”的独特实践观。宋德超老师进一步指出，“监狱信息小组”时期以毛泽东调查研究为基础形成的实践观，在福柯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据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是福柯实践哲学的真正起点和底层原型。

宋一帆老师的报告主题为“自由与制度的辩证法：阿多诺与盖伦之争的起源、实质与未来”。宋一帆老师指出，在阿多诺与盖伦就“自由与制度”问题的争论中，两人有许多相通之处，但其理论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张力。在60年代，二人就诸多问题展开了多场争论，这些争论聚焦生命与制度的关系。盖伦认为批判乃主观主义的体现，阿多诺则认为“社会”乃生命与制度之间的永恒张力。盖伦强调反思与制度性行动的不兼容性，在人类学上诉诸“卸负”，阿多诺则认为卸负是不可忍受的，人类必须在复杂境遇中作出决断，因此要求补上第一人称的主体认同视角。

周智臻老师的报告主题为“一种新的人本学？——当代哲学人类学背景下的‘劳动创造人’”。周智臻老师指出，马克思“劳动创造人”的命题在现代备受质疑，于是出现了“整体人”和“自然人”两种替代方案，但均预设人先有一个完满的本质，因而技术沦为“寄生物”。通过追溯法国技术人类学与德国哲学人类学，可以说明技术并非外在于人的寄生物，而是与人的身体、行为乃至演化深度绑定的内在构成。以此重释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可发现其早已建构起一种以人的后成性为核心，强调有机结构与技术系统深度交织的新人本学思想，为理解技术语境下的人的本质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

在讨论环节中，与会者就阿多诺在与盖伦的争论中将对制度主义思潮的回应推进到何种程度、如何理解马克思思想中人的后成论与对技术的否定性批判之间的关系、批判理论是否真的预设人先有一个完满的本质、盖伦与阿多诺对制度的不同认识是否与阿多诺的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立场相关等问题进行交流讨论。

4月25日下午，闭幕式由南开大学侯振武副教授主持，南开大学莫雷教授与复旦大学王春明副教授分别作闭幕致辞。莫雷老师对参与工作坊的师生表示感谢，对各位报告人表现出的理论深度与现实关怀表示赞赏，并对后续的活动与进一步交流表达了期待。王春明老师同样对参与工作坊的师生表达了感谢，指出本次工作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表达了对后续成果的期待。

在老师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本次工作坊圆满结束。本次工作坊通过主题报告和师生共同讨论的模式，深化了对实践哲学的认识与研究，深入挖掘其理论价值，并凸显了其回应当下现实问题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