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张双利老师指出，我们应从哈贝马斯的问题意识出发理解其理论线索。面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下的政治倒退，晚年哈贝马斯在理论上坚持并反思了自身的普遍主义立场：一方面仍坚守康德式的道德普遍主义，另一方面吸收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提出“生活形式”概念，强调道德普遍主义应扎根于具体生活形式之中。

张双利老师进而阐述了哈贝马斯对现代民主政治两大根本挑战的透视：理性根据的缺失与社会基础的缺失。康德法哲学虽已包含对现代民主政治的深刻洞察，但其预设的市民社会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黑格尔揭示了市民社会作为现象领域包含着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市民社会中贫富分化和普遍自我异化也将摧毁市民，此即市民社会的无序性，马克思则将这种无序性发展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指出私有财产与雇佣劳动带来的经济支配与抽象统治。同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将康德式的普遍道德理性被诊断为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信心，因此必然随着组织化、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对社会关系的改写而消亡。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双重挑战造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所面对的合法性，即开始于经济危机并发展为福利国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危机以及个体成员的意义危机。

面对危机，哈贝马斯着力重建一种去先验化的道德普遍主义。他首先重解了韦伯的理性化理论，指出在韦伯那里已经暗含对以自然法为代表的具有道德理性维度的复杂理性的承认。之后，哈贝马斯借助奥斯汀语言哲学追溯交往行动的普遍理性基础，追溯了实际存在的以言行事行为背后的普遍理性基础，并指出交往行动以及具有三重维度的交往理性才是普遍道德理性的真正根据，从而解耦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所强调的普遍道德理性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关联。此外，哈贝马斯还吸收了黑格尔的先验哲学批判，将普遍道德理性的根据锚定于交往理性。在此基础上，他主张通过对话伦理学与审慎民主实现交往理性的制度性落实，以理性限定权力，重建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但张双利老师指出，哈贝马斯的理论仍存在两重缺陷：一是缺乏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与道德普遍主义内在关联的反思；二是缺乏对西方核心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特权的批判。晚年的哈贝马斯也意识到，若无政治的公共领域和有效的公共理性，其方案便会失效。他强调，唯有借助富有伦理精神的具体生活形式，才能支撑内嵌于其中的道德普遍主义。最后，张老师提出如果要在哈贝马斯之后思考如何继续现代性事业，应重视晚年黑格尔的伦理思想与晚年哈贝马斯的生活形式概念，并结合晚年马克思对非西方社会的思考，实现概念高度反思与非西方经验的双向互动。

与谈环节中，莫雷老师高度评价了本次报告，指出张老师以高质量的思想输出勾勒出哈贝马斯深刻的理论构造与反思。谢永康老师指出，张双利老师更加清晰地呈现了哈贝马斯作为理性主义者的思想形象，彰显了其承前启后的理论影响力，并就黑格尔与哈贝马斯的国家观、技术理性是否同样具有限定资本与权力合谋的规范性内涵等问题展开提问。随后的提问交流环节中，在场师生就分析哲学视角下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方案能否成功构建道德普遍主义、普遍性程序是否仍带有本体论承诺等问题踊跃提问。张双利老师对这些问题逐一回应与解答，现场讨论深入而热烈。讲座在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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