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告丨反思与批判高端系列讲座丨张双利丨道德普遍主义与具体生活形式——重思哈贝马斯的“黑格尔—马克思—康德主义”

综观哈贝马斯社会和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其核心问题意识在于如何用一种富有黑格尔和马克思色彩的康德式道德普遍主义立场来正面回答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重建现代民主政治何以可能。在其早期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透过对康德法哲学的解析，哈贝马斯已经指出，以理性自由为原则的现代民主政治，不仅要以公共理性为根据，而且要以政治经济学所预期设的那种理想化的市民社会为社会前提。而现代民主政治的难题恰恰在于，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这两方面的基础都不存在。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批判到一代批判理论家的资本主义体系批判，已深刻揭示出其社会前提的缺失；从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则进一步指出了其理性根据并不存在。在此背景之下，为回应现代民主政治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所陷入的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致力于在理论上说明这双重前提如何能够被重建。

在其90周岁的公开讲座中，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其基本理论框架是一种具有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色彩的康德主义。简要地说，他主要分三个步骤建立起此理论框架，以有效解答重建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性根据和社会基础的难题。首先是在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语境中重建康德意义上的普遍理性。这一方向上理论努力的关键在于，通过建构形式语用学来确证具有道德理性维度的复杂版本的普遍理性的必然存在。其次，是自觉继承黑格尔对康德的先验哲学的批判，以历史化的方式对康德意义上的普遍理性进行去先验化。该方向上理论努力的关键在于以“神圣的语言化”为核心线索对涂尔干的社会进化论思想进行重新阐释，说明普遍理性的历史必然性。最后，是自觉吸收黑格尔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批判，在政治哲学的框架下具体说明，如何通过用交往理性来规定福利国家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实现用福利国家的权力来限定资本的无限度发展，维系现代民主政治必要的社会前提。如果说前两个步骤的成效在于在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语境中达到了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性根据的重建，第三个步骤的成效则在于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借助于有合法性基础的福利国家政权而进一步达到了对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前提的维系。

虽然哈贝马斯在90周岁的公开讲座和书面访谈中都还在坚持这样一种道德普遍主义的立场，但借助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视角，我们不难看到该理论框架内在地具有两重理论缺陷。一方面，关于现代民主政治的理性根据，他没能真正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洞见，看到抽象的道德立场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之间的相互呼应关系，没能真正解决现代福利国家的理性基础问题；另一方面，关于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前提，他虽然一再强调福利国家通过限定资本主义经济的无限度发展来维系民主政治的社会前提，但没能同时意识到此一努力的进一步社会前提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的特权位置。近几年以来，透过对西方民主政治倒退的反思和对欧洲文明危机的承认，哈贝马斯的思考触及到了对此理论框架的内在缺陷的反思。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单薄的道德普遍主义立场不足以支撑厚重的现代性事业。

如果以理性自由为原则的现代性事业要进一步被继续，我们就必须再度探索，抽象的道德的立场如何能够作为一个环节被内在地安放在一种具体的生活形式之中。换言之，道德普遍主义和具体生活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哈贝马斯留给我们的思想线索。

张双利，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德国古典哲学。近年来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思想研究和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关系研究等三个方面。出版学术著作8部，其中2部为独著，6部为与他人合著。 分别用英文和法文在Actuel Marx等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哲学研究》、《学术月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复旦学报》等国内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几十篇。

谢永康，200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哲学院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曾出版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译著译文20余种，主编译丛4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入选教育部领军人才项目特聘教授。

莫雷，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当代西方激进左翼思潮、意识形态理论、政治哲学等。曾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四项，出版专著一部。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天津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曾荣获第十七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