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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奥多·Ｗ．阿多诺致托马斯·曼

美茵河畔法兰克福，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８日

敬爱的托马斯·曼博士先生：

提及我从抵达巴黎的第一天起就陷入的工作与经历的漩涡，尚不足以原谅我过长的沉默。毋宁说，我所能告诉您的，充其量只是去正确处理那段经历的巨大困难，当然，还有当我向您报告德国的境况时所感受到的重大责任。就此困难而言，它似乎就是由对象本身所引起的，以至于我相信就连您也遭遇过。它是无定形的，不可捉摸的，无性状的奇特之物。对纽伦堡审判的极端观察揭示了：无法言表的罪恶仿佛消融在了本质之空洞中，直至在最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中重演。这一点表现得很露骨：除了几个令人感动的傀儡式的老实巴交的恶棍之外，我还没有见过一个纳粹分子，这绝不仅仅是在无人想成为纳粹分子的讽刺意义上，而且是在更加令人不安的意义上，他们相信自己没有成为纳粹分子；他们完全排挤了纳粹分子；是的，有时人们会猜测，他们真的“不是纳粹分子”，因为独裁的胡作非为与人们的生活是相疏远的，它从未在诸如资产阶级制度的意义上被占有过，而且同时亦是陌生的与需要被容忍的；作为一个罪恶的机会与期冀，它仍旧是在认同之外的——这就使得人们容易魔鬼般地在邪恶之处去接受良知的位置。此外，“我们德国人”，我的一位极为正派的学生（他致力于研究黑格尔形而上学中最深奥的问题）天真地说道，“从未当真地采用过反犹主义”。他对此是真心实意的，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他奥斯威辛集中营。与这些事情的关系恰恰是最具揭示性的。据我观察，所有那些认同希特勒主义或改头换面的民族主义的人都坚定地声称，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对极端主义一无所知——而那些头脑清醒的反对者们则证实了，最简单的人类理智即可说明的东西：那些事实上，自１９４３年以来，就为人所知的一切。但是在这一周遭环境中，人们要依靠自己的精神状态去寻觅出路是何其困难，而这需要测谎仪，可这本身就是恐怖的一个部分了。所发生的事情与一切充分的经验相脱离，这也带来了一个矛盾的结果，即人们自己几乎很难认识到这一点。假如我是真诚的，那么我就必须承认，为了对自己予以提醒，这始终需要反思一下：那电车上的邻居可能是一个刽子手。

我自己的处境也对这种千头万绪负有责任。因为我已与青年们投入到了紧锣密鼓的工作之中，这些年轻人——大多是哲学系的全日制学生——或许用通俗的本地话来讲，就是尖子生。当然，在具体工作的星丛中，在虚荣心的引诱下，人所注意到的是最好的东西，而当许多幻想就此破灭时，这些学生却真正地使我感到无比轻松。毕竟我相信，比方说有了在达姆施塔特技术学院讲授关于城市建设与社会的演讲经验后，根本就谈不上学术青年“有失水准”的话了。此外，我想到的与其说是在学院所参加的那些活动，不如说是研讨班的活动，作为对黑格尔的预备性训练，这个研讨班有点不同寻常，它处理了关于康德的先验辩证论。我喜欢那儿的参与热情，那是难以描述的，并且这无疑是由于实事的缘故，而不是由于我的缘故，总之，在学生过度的热情面前，我很难插上一句话。这种情况从外部的事情——比如，研讨班几乎无法按时结束，以及孩子们要求我在假期期间继续开展研讨班——直至延伸到了讨论过程本身。我们在逻辑学与形而上学之界限上，对最为晦涩的问题予以切磋，所涉及的仿佛是政治问题——或许是因为这些问题在现实中已然不存在了。与塔木德学派的比较不禁产生了；有时我有一种感觉，好像被谋杀的犹太人的灵魂已然进入了德国的知识分子之中。对此，特别之处在于，它差不多总是在解释问题，几乎没有关系理论本身的真理性——这是一种精神与其自身的游戏，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而言，假如以此方式行事，那么便会赢得一种可鄙的唯美主义的名声。仿佛精神以死记硬背的方式去实现其可能性的同时也阻断了其真正的理论对象，这样，它就会在自己内心盘旋，并满足于磨砺自己的武器。

您会问，这毕竟是一场战争游戏，就此便转向了这样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德国人依旧还是纳粹吗，抑或会再次成为纳粹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并希望我在这个关键之处并未自欺。他们没有形成不同的思想，他们没有经历显著的转变，这种转变甚至在斯滕伯格的形态中也绝不能够保持。人们当然不能从内在的角度来理解它，但可以从政治的角度加以领会。对我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德国总的来说已不再是一个政治主体，政治只不过是在悲怆地表演，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并不愚蠢。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两方力场冲突中的一个因素，与此同时，他们力图在最为字面的意义上去谋取好处，但是对此，他们中的某一个人还是会严肃地思考，从德国出发去规定历史——迄今为止，我在思想上与言论上所遇到的都是少数。他们想在外表上依附于当权者，然后瞒天过海——在其他方面则“行动贫乏，思想丰富”，仿佛人们在１８００年所写的那样。可这并不是说缺乏一种反动的情绪。著名的“寻觅一种持守”，即由熟悉自明的东西所构建的权威，而非由前后一贯的反思所构建的权威，这已然具有了反动的要素，在知识分子中，这也被称为“本体论”，无论是海德格尔式的变体，还是天主教式的变体。但是反动倾向无疑更为倾向于积极基督教的特征，而非旧式的法西斯主义的类型。倘若今日要把批判集中用于一处，那么恰恰就在于此。在这里，恩斯特·荣格先生这位极为古怪的角色也就属于此一类，一个糟糕透顶的庸俗作家，这个作家从令人不悦的钢铁学人转变为了可能更为糟糕的二手格奥尔格，浑身长满青铜色的叶片，花哨的鳞片与不折不扣的虚假内核，并且那一部分自称为青年的人，似乎还拥戴着他。幸运的是，他的天赋不高，积极的否定已然设置在了他的成就之中。这种短暂的不朽，就像１８３２年之后蒂克的短暂不朽那样。

尽管如此，鉴于您那难以形容的德式“责任感”，有些事情一定会令您感到不悦，尤其是那些来自粗俗的天主教徒的愚蠢攻击，将会对您造成伤害——也许这种伤害比您在某些论战中常可轻易识别的那些由无明的冲动所点燃的怒火还更会使您痛楚。至少请您让我以我的观察，就关于德国人与您的关系谈几句。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这一关系被一种无以言表的冲动所占据——一切的矛盾心理被放置在了这样一些观念之中，它们带有众多无穷无尽的扭曲、损坏、执拗，但也有压抑于其后的爱。仿佛他们根本无法离开您，可是，因为不敢去爱，因此不得不谩骂您（当然也有其他的缘故，您反正也知道——现在我只能说这是一种奇特的抵抗）。为何他们不敢去爱？这很难从心理学以外的角度说清楚，尽管归根结底在其背后起作用的乃是社会的反应形式。在我看来，由于雅斯贝尔斯和尼莫拉的罪责声明本就是空洞无力的概念，唯独您真正地让德国人意识到了某些被压抑的罪恶，事实上，它们是在神学意义上“被谈及”的，而这个词一度具有这一意义；对您的反抗正是对此的回应，这一尝试却进一步压抑已被严重压抑的罪恶。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投射事件。马克特雷德维茨人想让您背负起社会各阶级、各州、各区的愚蠢行为，让您背负起那些人的愤愤不平，您太了解他们了。不用我向您多说，在此我并不想低估由霍尔图森与施拉布伦多夫所组成的，由伦理与庸俗主义所构成的卑劣的共同阵线，只不过也许，通过对这一古怪激愤的本质认知，可能使您摆脱一些时不时会烦扰到您的愤懑。

毫无疑问地，由于《浮士德》小说与《新音乐哲学》之间的关系，我从中得到了这一切，尤其所感受到的许多东西，恰恰迎合了投射的需要，不瞒您说，当我遭受冲击时，我是多么得意。在这种情况下，《新音乐哲学》四分之一的印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售罄，这可能会让您感到高兴——当然，这肯定也让那些指望着《新音乐哲学》退出舞台的读者彻底失望了。在此期间，一些基督教的评论家，如多弗莱因与霍斯特正式地把我任命为您的魔鬼，这一点对您来说也并不陌生——但愿对您来说，在这种地狱的氛围中能像我一样的自在。顺便说一句，我感觉身体格外的舒适，比在西方的时候（在美国）精力充沛了三倍，工作干劲也更足了，头也不疼了——对于一个在职业上无家可归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对故乡的特殊反应。汉斯·梅耶尔来拜访过我，那一段相当愉快的谈话，您一定也有所耳闻。那本《电影音乐》的德文版不太讨人喜欢，所谓的合著者写了一篇令人厌恶的前言，现在仅仅署名他一人了，并且未经授权的改动还各式各样。——我对梅耶尔的散文集《过渡时期文学》印象颇深，我要把这许多的收获归因于我年迈的老师卡尔·莱因哈特的《作品与形式》，这是一朵极好的格奥尔格主义的馀葩，您也会从中发现一些东西。莱博维茨有没有给您寄来那本尽职尽责却缺乏歉意的《十二音音乐入门》？如若没有，我想安排他寄过来。

在新年伊始，祝您一切如意，健康平安！您知道我私底下最渴望的是什么，倘若你能告知我几句它的情况——《克鲁尔》，我会无限地感激您。

当我穿行于歌德博物馆，目光落在《给升起的满月》的手稿上时，我就极为想念您。我想知道，在历史主义的废墟下，您是否也怀着同样的情感瞥见了那些难以形容的多恩堡的诗节？我的目光是否一直与您同行？

谨致最衷心的敬意

泰迪·阿多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