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湜教授以“社会科学建构的后黑格尔主义进路：马克思与卢曼”为主题进行引言。首先，王老师从学界以往对于《资本论》的阐释出发，提出可以尝试从社会科学的视角来阅读《资本论》。此处遇到的困难在于，马克思是以辩证法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整体性把握的，然而科学著作不允许矛盾出现。例如，庞巴维克曾指责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到生产价格论的转换是一个跳跃。对此，王老师认为马克思采用了一种在形式上与类型论相似的操作，对价值和使用价值进行了分层，并对之后在理论体系中次第展开的各个环节进行了分层。这种操作同卢曼所采用的区分理论及二阶观察理论等存在相似之处。其次，作为一种后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卢曼的理论反对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主体，并走向了康德意义上的有限主体，这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近康德阐的立场相近似。由此我们可以尝试像柄谷行人那样，从卢曼的视角出发阅读马克思，从马克思的视角出发阅读卢曼。最后，王老师对于西方哲学的二重复体性世界视域和中国哲学的一体性世界视域进行了区分，并基于此提出卢曼的理论或许可以更好地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扎根。

    郑作彧教授在引言中讨论了“社会系统理论中的‘排除’及其问题”这一主题。郑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对于这一主题的关注来自对一种奇怪现象的观察，即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进步的发展就在于将人变得不见，例如无人驾驶、无人工厂等。郑老师为此考察了卢曼的排除理论。卢曼在晚年的时候，经由帕森斯的“包容”概念而发现了“排除”概念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传统社会，包容归属于共同体，当人被一个共同体排除时仍可去往另一个共同体；而在现代功能分化社会，包容意指人（Mensch）被识别为位格人（Person），这形成了全面包容并f附带着彻底排斥，即无法被任何功能次系统接受。接着，郑老师进一步补充了卢曼的学生施蒂希韦（Rudolf Stichweh）对此问题的观点。施蒂希韦认为包容/排除问题只存在于现代功能分化社会之中；在现代社会中并没有绝对的全面排除；而且排除不单纯是空间的“内/外”，而是沟通的“接续/断开”，亦即排除也可以是时间的。最后，郑老师阐述了自己对于排除问题的看法，认为排除未必是一件坏事；并进一步追问，当卢曼认为被排除的人会从主体转为身体的时候，到底什么发生了改变？这些思考或会为探索卢曼的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联系提供契机。

    薛攀同学就“卢曼系统理论中的自我指涉问题”展开引言。薛攀同学认为卢曼的理论体系开始于一个关于“社会学的理论危机”的断言。为应对这一危机，卢曼主张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转换为自我指涉系统理论。因此，自我指涉概念是理解卢曼的理论体系的关键所在。这一概念具有三个层面的不同内涵。首先，在社会学自身的层面上，自我指涉意味着“危机”的出路。其次，在系统运作的层面上，自我指涉意味着一个兼具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系统的生成。最后，在系统观察的层面上，自我指涉或会引发悖论，而对于悖论的“展开”则使系统能够在运作层面上组织起自身的复杂性。运作层面的自我指涉是基础性的；观察同时作为一种运作，可以将运作层面上的自我指涉“离散化”，实现系统的反省；在社会学层面上作为普遍性理论之标准的自我指涉则正是二阶观察的结果。区分自我指涉概念在不同层面上的概念内涵有助于把握卢曼理论体系的整体特征。

    在随后的与谈环节中，各位参会的老师和同学围绕研讨会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莫雷教授围绕“一种自我再生产的动态稳定系统是否会导致局部的合理性和整体上的非合理性之间的矛盾”以及“排除的边界问题”，联系当代激进主义的相关理论，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郑作彧教授接着莫老师的话题，进一步阐释了卢曼的相关概念术语，并指出卢曼的反讽性在于，社会学所要求的自我反省在卢曼的系统理论下恰恰又是不可能的。樊悦阳同学就自我指涉与异己指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罗海铨同学从集合论的自我指涉悖论出发，将论题引向了哲学史上对于开端问题的讨论。王南湜教授进一步指出，对于悖论问题的考察要区分活动层面和对活动的表达层面。理论在表述的层面上须避免矛盾或悖论，但活动本身会包含悖论。黑格尔的做法是预设了一个绝对大全，而卢曼则是用不断后退的二阶观察去展开悖论。随后，在场的各位老师同学围绕着哲学与社会学学科之间的差异、卢曼的社会学与其它社会学之间的差异、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社会系统、巴迪欧等哲学家与卢曼在真理观及意义观上的同异、卢曼的时间观等问题展开了丰富而深入的讨论。

    谢永康教授在总结环节中高度评价了本次研讨会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强调“师生工作坊”这种活动形式的意义就在于为大家提供一个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无论是成熟还是不成熟的想法，都能得到交流讨论，从而让想法在碰撞中变得清晰。最后，谢老师再次对王南湜教授和郑作彧教授表达了由衷的感谢。本次活动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