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2025年第9期
作者简介：
檀健哲，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摘要：
“对象性”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认识论概念，青年卢卡奇在新康德主义“对象性”阐释的影响下，形成了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等重要理解模式。转向共产主义后，卢卡奇延续了新康德主义的问题意识，将“对象性形式”与“商品拜物教”相关联，形成独特的物化批判，并在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潜能，从而以辩证的动态主客体模式突破了康德二元论，达成了对“对象性形式”的新理解。在这一过程中，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双重“偏转”，从而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
对象性形式；卢卡奇；新康德主义；黑格尔；马克思
“对象性形式”（Gegenständlichkeitsform）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关键概念。这一术语由“形式”（Form）和“对象”（Gegenstand）的变体构成，但卢卡奇对其内涵的挖掘却远远超出了这两个名词的单纯叠加。国内学界多强调卢卡奇“对象性活动”（gegenständliche Tätigkeit）概念的黑格尔主义立场，并与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到的“对象性”（gegenständlich）相对比。而国外学界则关注到了影响青年卢卡奇的新康德主义思潮，强调“对象性形式”中的“形式”意涵，将其理解为源于认知主体的形式性要素，即“范畴”。
本文尝试从青年卢卡奇的新康德主义问题框架出发，来理解“对象性形式”概念在青年卢卡奇思想中“从康德主义到黑格尔主义”的历程。晚近出版的卢卡奇青年时期的文献揭示了新康德主义的哲学框架对青年卢卡奇的重要影响。正是在新康德主义认识论的问题框架中，卢卡奇通过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创造性重释，最终提炼出“物化”（Verdinglichung）这一重要概念。同时，卢卡奇不仅继承、吸收了新康德主义哲学，还在解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重新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潜能，找到了突破物化的希望——无产阶级革命。重新在“康德—黑格尔”哲学的框架下审视“对象性形式”的来龙去脉，有利于学界进一步展开卢卡奇与马克思“对象性”概念的比较研究。
一、青年卢卡奇与新康德主义的“对象性”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重新阐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将康德哲学批判为物化意识的根源。在这一意义上，物化批判与康德哲学关系密切。20世纪90年代，卢卡奇青年时期的摘录和写作提纲陆续出版，其中包括对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拉斯克（Emil Lask）等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摘录，还有对柯亨（Hermann Cohen）和纳托普（Paul Nartorp）等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摘录。这些内容对把握青年卢卡奇的哲学理解框架有着重要意义。作为卢卡奇的重要思想资源，新康德主义本质上是对康德哲学的理论重构；而把握康德哲学的关键枢纽，正在于理解其认识论层面的“哥白尼革命”。
“哥白尼革命”旨在重估主体与外部对象的认识关系，康德借此用新的范式来解决传统认识论中的难题。《纯粹理性批判》不再研究意识如何超过自身而达到外部，转而研究从外部而来的内容如何被主体的各种认知条件所综合并构成对象和知识。在指称“对象”时，康德同时使用Gegenstand（对象）和Objekt（客体）两个词汇。两者含义部分重合，前者的用法比后者要广。在直观等层面研究时，康德多使用“对象”；在涉及知识以及与主体相对的客观认知条件时，他多用“客体”。
然而，康德并未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使用“对象性”概念。这一概念常被研究者用于讨论康德哲学，实则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新康德主义思潮。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与医学的发展，科学家开始尝试用生理学等方法研究人的意识，新康德主义正诞生于这一时代。总体而言，新康德主义既希望捍卫哲学的主体性立场，同时也想与自然科学保持兼容。康德的先验哲学构想可以满足这一双重要求，因此康德哲学成为了这些研究者的重要资源。而“对象性”概念正是文德尔班在重新阐释康德哲学时借用的概念。在《论康德自在之物学说的不同阶段》中，文德尔班指出：“知性机能（Verstandesfunction）的纯粹形式，也就是对象性，自身不应当被视为对象。”在论及先验逻辑的部分中，康德指出，赋予直观中的表象以统一性的正是“纯粹知性概念”，其作为思维的形式性要素正是“范畴”，所以“知性机能的纯粹形式”是范畴的同义语。由于范畴“先天地指向一般直观的对象”（a priori auf Gegenstände der Anschauung überhaupt gehen），因此它被称为“对象性”。
而先验哲学的特征之一正是“对象性不等同于对象”：范畴是主体对于对象的形式性构成条件，但范畴本身不能被当作对象被表象。一旦将其与经验对象混淆，就会越过经验领域而涉足自在之物，产生先验幻相。文德尔班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纯粹知性活动的基本形式乃是对象的构造……它们作为具有法则性的形式仅仅适用于经验，因此，那种对象性的基本形式（Grundform der Gegenständlichkeit）也应当被认可为仅适用于经验。”
可以说，“对象性”正是先验哲学的主体—客体认识论模式。对主体而言，这是以自身的认识形式来整理外部的质料性杂多，从而使得形式获得填充构成对象的过程；而对客体而言，则是质料自身受到主体的形式性规定，使得自己作为“客体”被呈现的过程。
同时，随着自然科学的进展，早期实验心理学逐渐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许多科学家受心理学影响，认为意识可以还原为人脑和神经的机能，从而拒斥康德式的先验主体。心理学对于哲学的冲击，让新康德主义者无法仅仅停留在为康德辩护的立场之上。正如文德尔班所言，“理解康德即意味着超越康德”，必须找到一种既能继承康德的批判精神，又能解决自然科学发展带来的精神危机的哲学。新康德思潮中的哲学家在总体上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使得哲学成为科学的方法论根基，利用《纯粹理性批判》和《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等资源，重新协调哲学与自然科学；第二，利用《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中的思想，将哲学视为人的主体精神的独立性标志，强调哲学、伦理学在文化研究中的地位。这也是日后第二国际部分思想家利用康德哲学重构马克思思想的两大倾向——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证化，同时以伦理层面的“文化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
具体到哲学规划层面，新康德主义两大主流学派——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对康德哲学的具体改造方案虽有不同，但思路相似，均指向先验逻辑的调整，即重构康德式的对象构造结构。马堡学派的柯亨吸收数学在微积分学上的发展，尝试去除对象构造中“感性”的被给予性。如此一来，自在之物不再是被给予性的根源，而是范导性“理念”的同义语。因此，对柯亨来说，“对象”是纯粹“思想”的造物：“对于认识而言，对象绝不是直接被给予的……对象必须总是首先被创造出来，它自身的被给予性也必须被创造出来。纯粹性就是这样要求的……对象必须始终是纯粹的对象。”柯亨希望自己的新阐释可以成为数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根基。也因此，青年卢卡奇在对柯亨的阅读笔记中指出：“（对柯亨和康德而言）哲学＝科学＝自然科学。”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康德与资产阶级科学规律的世界观结合的倾向，正是源于其青年时期对柯亨等人的著作的阅读。
西南学派也从改造康德的先验逻辑入手，但关注点与马堡学派不同。西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认为，逻辑——尤其是数学逻辑——从根基上说仍然只具有形式性的意义。李凯尔特在1911年的《逻辑的“一”、“统一”与数学的“一”》中认为，“逻辑”本身必须依赖“非逻辑之物”（Alogische）才可以获得完整意义。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注释中认为该文“对数学的非理性问题做了极深刻的分析”。李凯尔特指出，任何认识的形式终究只能把握普遍性，无法表现事物真正的特殊性。康德意义上的“杂多”是真正的内容性要素，但杂多必须被过滤，才能被认识的形式结构接纳。李凯尔特倾向于认为，马堡学派的思想是“泛逻辑主义”，滥用“量化”方法，恰恰排除了事物“杂多”的一面，无法彰显事物自身的特殊性。为了保留事物的特殊性，李凯尔特转向对于文化—价值的思考：当我们以价值的视角认识事物时，我们赋予事物价值，展示了事物的不可替代性。李凯尔特由此对康德的认识论进行了一种特殊的修正：以规范—价值性要素改造先验逻辑。对于李凯尔特来说，认识是一个判断（urteilen）的问题，但在更为基础的意义上，它是一个评判（beurteilen）的问题，其过程必定涉及价值。一切认识都必须在超越性的应然（Das transzendente Sollen）之下展开，表述某物“存在”的判断，其实际意涵在于表达价值性的“赞同”（Bejahung）。认知性范畴正是促使应然（Sollen）向存在（Sein）过渡的关键。康德认识论意义上的对象性关系被李凯尔特改造为某种对于现实世界的价值性“概念构成”（Begriffsbildung），这一行为本身具有某种规范性要素。
对于李凯尔特的方案，赵静精准地指出：“李凯尔特将现实的对象性问题与对现实的认识的有效性问题区分开来，但同时又把有效性问题与真理问题等同起来；而康德则将真理问题与认识的有效性问题区分开来。”但这一改动面临诸多问题：“概念构成”代表一种特殊的对象性关系，一种基于特定价值的、对于现实的视角性理解，表现了李凯尔特以文化—价值整合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尝试。也因为对于规范性和价值的关注，李凯尔特更加重视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但由于价值的多元性，不同价值视角可以产生不同的认识。受到视角的限制，这种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必然留下部分非理性的剩余。这也意味着现实作为整体，处于所有视角性认识之外，保持着非理性的特征。
正如赵静所言，李凯尔特使得康德意义上认识的客观性问题转化为价值哲学式的“有效性”问题。如此一来，“有效性”本身的客观性成为了关键。李凯尔特的学生拉斯克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完全不同的论述，使“对象性”意涵发生了偏转。为了研究认识的有效性问题，拉斯克跟随李凯尔特将范畴追溯回判断（Urteil）。但与李凯尔特不同，拉斯克认为命题判断中的有效性意义结构根植于某种前判断的原初领域，其中尚不存在形式与内容的区分。这一领域不属于先验主体，而属于“对象自身”（Gegenstände selbst）：“在对象自身当中，起初仅仅存在着特定的、没有对立的范畴关系。而且进一步来说，根本谈不上在这些关系与其关系质料之间存在着一种归属关系。”拉斯克将其称为“逻辑意义上的赤裸”（Logische Nacktheit）。这一领域先于任何逻辑的结构区分，因此不属于任何逻辑结构内的端项。拉斯克也将其称为“存在”或者“有效”的意义领域。任何范畴都是通过对这一领域进行分割而获得范畴质料。而范畴之所以能关联并获取其质料，是因为范畴在形式结构上已被对象性质料领域所规定——这意味着，理论形式自身“已经承载着源自特定质料的意义负荷”（mit der von bestimmtem Material herstammenden Bedeutungsbelastung behaftet）。没有质料的吸引和指示，范畴形式根本无法找到自己的质料并与之结合。因此，拉斯克指出：“鉴于这种理论形式承载着意义负荷，它仿佛已然融入了质料之中，且自身已带有在特定质料上发挥作用的范畴使命的标志，因此，不妨将这种理论形式称为对象形式（Gegenstandsform），也就是对象性的形式（Form der Gegenständlichkeit）。”正是由于这种“对象性的形式”的存在，判断才具有主体—客体的意义关系。
康德和李凯尔特、柯亨等人都在主体—客体关系中强调主体的认识形式对于对象的构成性的优先地位，但拉斯克却强调在主体的判断结构之前的对象自身领域的优先性，因而表现了“去主体化”的特性，具有更强的本体论意味。范畴形式从前逻辑的“对象自身”领域“分有”质料性内容的过程，被拉斯克称为“对象性”。卢卡奇在1918年发表的拉斯克纪念文章中将这种“分有”称为“先验的柏拉图主义”，并精确地总结了“对象性”从李凯尔特到拉斯克的发展：“虽然对康德逻辑的革新将对象性的形式（Form der Gegenständlichkeit）设定为判断的产物……但拉斯克要求将有效性概念移至纯粹的对象性自身。”拉斯克强调对象的优先性，范畴的形式只有依附性地位，因此，形式必然无法完全理解前于形式的原初质料，从而留下非理性的剩余。卢卡奇评价道：“质料与形式的关系：根据拉斯克的形式概念，两者的鸿沟（Kluft）无法弥补（unüberbrückbare）。”卢卡奇将拉斯克的前区分的、前逻辑的“对象自身领域”理解为“非理性”，并接入康德哲学。如此一来，康德哲学中作为认识论设定的自在之物就成了作为形式的范畴所无法容纳的“非理性”剩余。同时拉斯克突出了“非逻辑的质料”的地位，认为“非逻辑的质料”具有“规定意义的力量”：只有依靠逻辑之外的非逻辑要素（质料），作为形式的逻辑自身才能获得意义。这极大地深化了卢卡奇对于“非理性”的理解：“非理性”不仅是形式在把握外在内容时出现的问题，相反，“非理性”也一直存在于理性主义的逻辑形式规划内部，是这些理性规划得以成立、得以被理解的隐性条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种“非理性”与“理性形式”的内在蕴含关系，恰恰是“资产阶级二律背反”章的核心。
二、从新康德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对象性形式”
在早年的艺术哲学研究中，受教于李凯尔特、拉斯克的卢卡奇从新康德主义的“形式”与“内容”框架出发，尝试通过艺术形式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和谐。在艺术活动中，审美主体并不压制客体的多样性，而是促使客体自身的意义得以揭示。这种审美意义上的“对象结构”（Gegenstandsstruktur）或“对象形式”被视为“对象性”的新出路。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在古希腊文化中寻找到了主体与客体分立之前的统一，而文体形态的变迁与历史的总体性发展过程关联，这一“总体”在历史中展开的立场，已有黑格尔主义的色彩。在写作于1916—1918年的美学手稿中，卢卡奇进一步吸收黑格尔的思想，将其视为二元分裂的可能出路：“形而上学意味着要求在对象中内在地存在（Drinleben），扬弃其‘对立性’（Gegenüber-stehen）……所以，形而上学那一再出现的最终要求是……对质料进行恰当、无距离的把握，即把握形式与被把握的、自在地存在着的质料一致（Einssein），这等同于要求主体与客体统一。”而卢卡奇发现，在黑格尔《逻辑学》中有统一的可能性：“当黑格尔谈到已经成为真理的确定性时，他说‘不再与对象相对立，而是把对象吸纳到自身内，知道对象就是它自己’。”同时，在《精神现象学》中，不同的“先天”（apriorisch）阶段与“历史”时代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先天—现象学序列的每个阶段各自必然归于时代—历史（或历史哲学）序列的某个特定环节。对黑格尔的阅读，使得卢卡奇开始重审“历史”，这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提供了基础。
在卢卡奇学习和吸收新康德主义之际，第二国际的部分思想家也在借助新康德主义重构马克思。这也是卢卡奇在转向革命后仍然颇为重视康德哲学的原因。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着重批判了将马克思“新康德化”的代表——马克斯·阿德勒（Max Adler）。阿德勒的思想恰好对应第二国际改造马克思的两大倾向——实证化与伦理化。阿德勒认为，作为费尔巴哈后继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实证主义者”：“他们希望将自己限定在以经验为根据的既定之物（das erfahrungsmäßig Gegebene）之上，这些事物不是从理念中生造出来的，而是可以在物质上得到证实的东西。”同时，阿德勒将康德道德学说中的“目的王国”与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将共同体成员道德水平的提升与社会化程度的扩大相关联。但在这种阐释中，社会主义成为了某种超越政治经济学的精神性“文化共同体”（Kulturgemeinschaft），从而让马克思的思想失去了“改变世界”的现实革命性。这两种倾向的哲学根源正在于康德哲学中“必然”与“自由”的关系。不过，与部分第二国际思想家“借鉴”新康德主义不同，卢卡奇则受教于若干新康德主义思潮中的重要哲学家，对这一问题有着更深的哲学认识。“必然”与“自由”的对立仍然关涉康德哲学的主体—客体模式，而这就又回到了卢卡奇对于“对象性”的探索。要彻底清算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就必须触及其哲学根源——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对象性”哲学。
在1918年的拉斯克纪念文章中，卢卡奇曾提出要讨论拉斯克的“形式”与马堡学派的“形式”之间的区别，但当时并未展开。这一计划实际上在卢卡奇转向共产主义后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得以完成，因为拉斯克和马堡学派对于“形式”的不同理解，恰恰体现于西南学派与马堡学派在对象性构成方案上的不同选择。因此，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才会从批判新康德主义的主体—客体哲学出发，将其视为“物化”意识的根源。同时，卢卡奇必须为“对象性”指明出路。在这方面，卢卡奇重估了新康德主义回避的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从而使得“对象性形式”重获新生。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认为新康德主义的“对象性”始终依赖一个不可抵达的“预设”，这一预设无法被理解，却又必须作为“既定”（Gegenben）予以接受。卢卡奇称之为无法克服的“非理性”问题，并将其与“物化”关联起来：
当哲学求助于形式和内容关系的结构前提时，它或者把个别学科的“数学化”（mathematisierende）方法改成哲学的方法（如马堡学派），或者把物质的非理性，从逻辑意义上说成是“最终的”事实（如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拉斯克等）。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任何体系化的理论尝试，都使未被解决的非理性问题以总体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
马堡学派借助数学方法将被给予性（Gegebenheit）转化为纯粹思维的自身建构，意味着“对象性”转化为形式化主体的逻辑产物。卢卡奇吸收了李凯尔特对马堡学派的批评，将其深化为唯物论式批判：利用数学—逻辑方案建构的理想对象已非现实对象，仅是形式化、“理念”化的虚假客体。感性现实和“真正物质基础”不仅在外部未被触动，甚至被遗忘了。在此基础上，拉斯克的观点对卢卡奇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说任何逻辑系统的有效性必须源于逻辑系统内的、不能被逻辑系统完全容纳的“非逻辑”要素，那么马堡学派对于理性和逻辑形式之纯粹性的推崇，恰恰也会催生出重视逻辑形式内部“非理性”之剩余的西南学派。两学派恰如一枚硬币之两面，展现了“理性”和“非理性”的“二律背反”。而更为重要的是，拉斯克将西南学派的“非理性”予以彻底化的同时，却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这使得整个新康德主义的“对象性”只能建立在“非理性”之上。
卢卡奇敏锐地注意到，问题之根本在于康德的“先验”哲学自身：“任何一种‘批判’立场总是以这种方法与现实、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分离作为方法论的出发点。而且它正是把这种分离当作一种进步。”批判哲学将知识的构成要素进行了二元区分，其一为主体方面，其二为客体方面。从主体方面的知性范畴向上追溯至先验主体，先验主体只能是未知的X，无法被表象，甚至也难以其他方式被认识。而在客体方面，康德则一直追溯到作为“对象自身”的自在之物，然而自在之物也无法被纳入主体的认知之网。这样一来“批判哲学”在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都无法说明对象性的根基，而只能将这些设定作为“既定性”（Gegebenheit）接受下来。由此，整个体系被建立在理性无法理解的“非理性”之上。
在批判新康德主义与康德哲学的同时，卢卡奇也开始将这种批判与马克思的理论相结合。在康德式的先验哲学中，对象借助范畴得以呈现并获得作为对象的那些性质。虽然卢卡奇最终通过马克思重释了黑格尔辩证法，实现了对新康德主义认识论框架的超越，但是新康德主义所设定的议题一直影响着卢卡奇，决定了卢卡奇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切入点。卢卡奇之所以非常强调《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的地位，是因为其中关于商品形式（量的层面）与内容（质的层面）的分析，与新康德主义的“形式”与“内容”结构相契合。更为重要的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中，马克思对于“价值形式”和“价值对象性”的分析，恰恰契合了卢卡奇一直关注的对象性问题。因此，卢卡奇将自己在新康德主义框架下理解的“对象性”批判与马克思批判商品的“幽灵般的对象性”（gespenstige Gegenständlichkeit）联结起来：
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现象上的拜物教假象成功地掩盖了现实……经济范畴，以对象性形式直接地和必然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对象性形式掩盖了它们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的本质。它们表现为物以及物和物之间的关系。
新康德主义的“对象性”和“商品拜物教”由此被卢卡奇联结起来。“对象性形式”在两者的思想中都被理解为直接的先验范畴，人得以将物指认为“商品”。拜物教式的诸对象性形式，作为虚假的“反思规定”（Reflexionsbestimmungen），“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表现为超历史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sinnlich）而又超感觉（übersinnlich）的物或社会的物。”作为对象的劳动产品本身是人的造物，这是人的感性经验可以确证的。但马克思通过揭露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指出：人们处于其中的社会形式本身也是人在一定条件下的造物，而恰恰是社会形式赋予了劳动产品以社会属性。这一点绝非依赖人的感性经验可以发现，社会形式由人的社会活动创造，也会随实践的发展而继续发生变化。卢卡奇抓住的正是这一点：社会不能“先验”地被认识，否则某些特定经济形式就会如同先验范畴一样，成为超越经验而永恒不变的“形式”。实际上人是在社会之中通过自己的历史性活动创造社会形式从而认识社会的。因此，亟须找到一种让“形式”和“对象”在其中都发生变化的认识模式，从而重新让人看到社会是自己活动的动态产物。正是这一问题意识，推动着卢卡奇最终转向黑格尔哲学。
在黑格尔辩证法的视野下，新康德主义步入歧途的对象性方案获得了新出路，可以将客体方面的“对象”与主体方面的范畴认知“形式”在动态过程中结合起来。在《精神现象学》导论中黑格尔指出：“意识发现，当知识发生变化时，对象本身也发生了变化，因为现有的知识在根本上是一种与对象相关联的知识。随着知识的改变，对象又转变为另外一个对象，因为它在根本上隶属于这个知识。”其中蕴含着新的主体—客体关系：主体不是不变的先验奠基，而是在运动并不断发生形态变化。作为对象的客体，在主体的形态变迁中，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是黑格尔“对象性”的真正内涵：对象性是运动的主体在运动中构建对象并与之互相变化的过程。黑格尔将其称为“意识应用在它自己身上的……辩证运动”。这样，康德式的“对象性”就被转化为作为运动过程的“对象化”。卢卡奇敏锐地指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成不变形式的僵硬对立溶化了。”“溶化”（Auflösung）意味着客体的原则已经内在地嵌入主体中，同时主体的原则也内在地嵌入客体中，双方在运动过程中互相中介，最终达成生成性的统一，产生了新的、动态的“对象性—形式”：意识的形态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关联着对象的形态变化。而对象之所以可以随着意识的形态变迁而变化，是因为两者在根本意义上是同一实体的不同阶段表现。这样，意识与对象的关系就是一种自我关联，康德意义上外在于主体的自在之物就这样被消除了。主体和客体之间不再呈现为僵化的对立，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也不再彼此外在，而是呈现出辩证统一的特征。
同时，卢卡奇也通过黑格尔的《逻辑学》进一步完善辩证法式的对象性。在谈到《逻辑学》中的量变向质变的过渡时，卢卡奇认为其中蕴含着“存在的真正对象形式的呈现（Hervortreten）”，它摧毁了资产阶级虚假的“反思规定”，也摧毁了其虚假的对象性。《逻辑学》建立在《精神现象学》的基础上，是纯粹思维的展开。这里的“思维”不再是与客体相对的主体内部的思维，而是克服了主客对立的“具体的、活生生的统一体”。通过“反思规定”这一概念，黑格尔超越了中介性与直接性在外表层面的对立，而将中介性视为直接性的内在真理，而“直接性”则是中介过程的结果。只有此时，“直接性”才能从僵死的固定性中脱离出来，被理解为“在自身内持续着的转变和过渡”的“运动”（die Bewegung des Werdens und übergehens, das in sich selbst bleibt）。这种对于动态性的强调贯穿《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因此卢卡奇将《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联结了起来。
相较于《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更为彻底地拆解了康德意义上的“先验逻辑”，也使得作为“科学”（Wissenschaft）的“逻辑”彻底超越了主客二分的领域。卢卡奇对于《逻辑学》的阅读，也使得“对象性”超越了先验哲学认识论的视域，向着“准存在论”领域推进。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前康德的独断论形而上学，亦不意味着认可拉斯克式的前理性的“对象领域”。对于卢卡奇而言，这种“准存在论”指的正是作为“总体”动态过程的社会和历史，但“总体”绝不是超验之物，而是总要处于与主体的关联中。在这种“总体性”的视角下，主体不再是外在于社会历史的“静观”者，而是内在于社会历史之中。被“静观”的“社会”也不再是僵死的对象，而是由内嵌于其中的主体所构成并不断发生形态变化的对象，是主体对象化的产物。静态“对象性”认识论模型由此被动态“对象化”相互塑造模型替代，而这正是“实践”的结构。因此，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认为，自己“对辩证范畴的真正本质和运动”的理解，会引向“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即以劳动实践为核心的本体论。
在这种新的视角下，“对象性形式”作为“形式”仍然是一种“范畴”，但它已经不再是作为对象先验奠基的“静态”物。此时“对象性”被理解为主体改造客体的动态塑造活动。主体在塑造对象的同时，也塑造了自己理解对象的方式。这样，作为“范畴”的“形式”也被置于总体性的动态过程中，突破了“静观”的立场，成为了可改变的东西：“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此时的“对象性形式”指的正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出的社会和历史的形式。这一可变动的“对象性形式”实际上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关联着“阶级意识”问题。如果说卢卡奇将真正的主体指认为无产阶级，那么“对象性形式”则象征着支配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卢卡奇指出：“工人认识到自己是商品……这种认识使他所认识的客体发生了一种对象的、结构的变化。”“对象性形式”的可变动性不仅意味着无产阶级能从既定世界观中挣脱，走入新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将对象作为可变动的东西呈现出来。因此，无产阶级通过新世界观所理解的正是世界的“可改变性”，而这正是“阶级意识”的核心。当然，新的“对象性形式”永远不能切断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它必须指向行动。不过，卢卡奇马上指出：“但这种实践不能脱离认识。只有当实践是对这些形式的内在趋势（immanente Tendenz）造成的运动的深刻思考，并清楚地了解到（Bewußtwerden）、明确地意识到（Bewußtmachen）这一运动的时候，实践才能成为对这些形式的真正变革。”只有当无产阶级获得了正确的阶级意识，将自己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内生性要素时，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才真正具有力量。因此，正如黑格尔的辩证“对象性形式”真正克服了康德先验哲学的内在问题，从而取代了资产阶级的静态“对象性形式”；无产阶级亦在觉悟到自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否定性时，实现了从被动阶级到革命主体的升华。
三、“对象性”：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的偏转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看到，卢卡奇将拜物教与“对象性形式”关联，从而导出了“物化”批判。不过，回到马克思的文本，马克思对于“对象性”的用法与卢卡奇并不完全一致。对于“对象性”理解的细微差异，导致了卢卡奇在理解马克思时发生了“偏转”。在论述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时，马克思在指出商品价值形式“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特征后继续指出：“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对象性的形式。”这里马克思的真正内涵是：商品被认为是商品，是因为人赋予了物以商品形式，而物本身并不自然地拥有商品的形式。尽管这里也出现了“对象性的形式”（gegenständliche Form）概念，然而这与卢卡奇的意义完全不同，马克思指的是人与人在以物质对象为中介的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而正是处于这一社会形式中的作为对象的“物”，才向人呈现出符合这一社会形式的“对象性”。因此，这种“对象性”已然是一个社会存在论的概念。“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强调的正是“商品”这一物的形式只有在人自身创造出的社会形式下才表现出的性质。因此，“对象性的形式”的意涵在于：将“形式”当作人的直接对象。如果抽去社会形式的历史性变迁要素，剩下的看似永恒的“商品形式”就成为了人的直接对象，人也就失去了指认出其中属人的社会性要素的可能。
而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商品拜物教批判与“物化”批判相结合时，他将马克思的“对象性”置于自己的新康德主义框架中，将这一概念理解为源于主体的直接的先验范畴，而在这一直接的先验范畴的影响下，社会的“形式”才会呈现为“直接”的、不可超越的永恒性。尽管卢卡奇和马克思对于“对象性”的理解具有细微的差异，但实际上卢卡奇恰恰领悟到了拜物教的批判要义，从而通过物化批判指出现存的社会形式并非永恒。
卢卡奇虽在没有看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本的情况下，得出了与“异化”相似的“物化”概念，但这是在与第二国际思想家的论战中得出的。在部分第二国际思想家的眼中，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使得马克思走出“辩证法”的诡辩，走向“实证”研究。面对这一阐释，卢卡奇将“直观”唯物主义立场和新康德主义内部的实证科学、数学化的倾向结合起来加以批判。这实际意味着，马克思的“对象性”首先被卢卡奇“新康德主义”化，后被卢卡奇用“黑格尔主义”的“对象性”阐释破解。对马克思思想的这种“重新安置”蕴含着卢卡奇与马克思在“对象性”问题上存在更深层的结构性错位，而这种错位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偏转”马克思思想的关键。具体来说，这一错位蕴含着卢卡奇对于马克思的双重“偏转”：
第一重“偏转”在于青年卢卡奇在新康德主义的框架下偏离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分析重点。卢卡奇认为新康德主义的“对象性”造成了主体与对象的孤立化，从而导致了“形式”与“内容”的分离。这一问题意识让卢卡奇非常强调《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商品”结构分析：“《资本论》关于商品拜物教性质的篇章隐含着全部历史唯物主义，隐含着无产阶级的全部自我认识，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作为形式的交换价值和作为质料的使用价值共同构成了“商品”。因此，卢卡奇自然地将问题延伸到了“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批判交换价值在形式上的统治，并将马克思与韦伯联系起来。这里，卢卡奇没有阅读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从而走向新的“对象性”概念。而黑格尔本身已经超越了“形式”和“内容”的康德式二元论，而以自我意识与世界之实在性的关系来理解“精神”的辩证进程。同时，黑格尔也没有采取康德式的解决方案——在两个不同的结构之间寻找作为中介的联结者。恰恰是为了摆脱这种康德式的二元论结构，黑格尔才走向了“对象性”——世界本身的实在性是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展开，而自我意识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世界并非外在而是内在于自身。“对象性”恰恰通过对象化活动展现了对立分离之物之间的内在的同一性，对立的双方也被整合为整体的不同环节。但对于马克思而言，黑格尔所揭示的内在同一性恰使主体被困在了观念中。真正的世界还实在地存在于主体的外部。因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拆解了黑格尔在自我意识与实在世界之间建立的虚假“和解”关系。对于马克思来说，“对象性”不仅意味着人创造社会的形式，更在于通过赋形活动——作为实践的劳动——来改造世界。马克思的后续工作恰恰是在理解社会的主体——无产阶级与其所创造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对象性”概念是对黑格尔的批判性延续和推进。但马克思也没有局限于“形式”与“内容”的二分模式，对马克思而言，价值的根基在于劳动，而不是形式化的交换。所以马克思最终通过劳动力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将“剥削”理解为对“剩余”的无偿占有。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虽然意识到了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拆解”，但他却通过这一“拆解”回到了前黑格尔的康德主义的“形式”与“内容”分离。在康德的理解中，内容性杂多只有被置于认识形式内，对象才能得以构成。因此，卢卡奇在“对象性形式”这一概念中所要强调的是“形式”这一维度，而这也是其受新康德主义影响最为深远的地方。也正是在此处，马克思的“对象性”被“偏转”后接入了新康德主义，“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由此成了最为重要的问题。而这一“偏转”也使得“剥削”本身的含义被改变了。在卢卡奇的阐释中，人受制于商品形式的抽象统治，被迫停滞在资本主义同质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物化状态本身就是剥削的体现，因此，卢卡奇直接转入对韦伯“合理化”的讨论，而没有继续推进剩余价值的问题。不过，这一“偏转”并未完全背离马克思的分析，因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同样揭示了“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卢卡奇的这一“偏转”恰恰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于货币和商品交换中的“同一性”统治的反思。颇为有趣的是，卢卡奇通过阅读《资本论》却最后抵达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而《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实践”结构也正契合《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劳动本体论。
第二重“偏转”在于青年卢卡奇改变了马克思“后黑格尔主义”的“对象性”的意义。如前所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费尔巴哈既是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而反思的对象，也是马克思用来反思黑格尔哲学的工具。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对象性”的改造，同时包含走出黑格尔与扬弃费尔巴哈“直接性”的双重意涵。但卢卡奇将费尔巴哈式的“直接性”拉回到康德主义，其克服“直接性”的方案实为一种辩证迂回：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介，扬弃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困境。这一“错位”不仅削弱了马克思走出黑格尔的“唯物主义”特征，而且改变了自然科学及其“对象性”建构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在黑格尔的构想中，自然科学式的“知性”思维的“对象性”建构将世界理解为规律，然而无论是“知性”还是“观察的理性”，都无法为“规律”找到真正稳固的根基。真理只有进入哲学阶段以思辨式思维才能把握。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选择了黑格尔式的“对象性”，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黑格尔的思辨式“科学”构想：自然科学揭示了片面的世界，呈现了虚假的一面，而只有辩证法才能彻底理解世界本身。这样，自然科学和辩证法就成了对立的东西。实际上，马克思虽然受到黑格尔的影响，批判科学研究的实证方法，但作为“后黑格尔”时期的思想家，马克思也对自然科学方法持有更为开放的包容态度，与黑格尔式“科学”保持距离。在这一点上，卢卡奇对马克思的“偏转”确实导致了其对马克思的偏离。
结语
本文论述了“对象性形式”在青年卢卡奇哲学思想中的演变及其意义。“对象性形式”是卢卡奇从其早期的新康德主义背景中“挪用”的术语。这一“挪用”绝非简单的词汇替换，更意味着《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隐藏着新康德主义问题意识，即作为主体—客体之间的认识论问题。卢卡奇正是通过逐步吸收新康德主义哲学，才形成了独特的“形式—内容”框架。这一隐藏的新康德主义立场是卢卡奇阅读马克思时发生“意义偏转”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基于社会存在论的后黑格尔主义“对象性”概念，在卢卡奇的解读中遭遇了双重“偏转”：首先，它被重构为新康德主义认识论“对象性”的批判靶标；继而，在这种认识论框架的隐性影响下，卢卡奇以马克思为中介回归黑格尔辩证法，由此发展出“物化”理论（融入韦伯合理化分析），并最终走向辩证法、“总体性”与阶级意识的综合研究——这正是其思想从新康德主义向黑格尔辩证法蜕变的内在进程。理解卢卡奇的“对象性”概念从新康德主义到黑格尔主义的转变，对重审卢卡奇与马克思的思想谱系具有奠基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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